古代对墨学的研究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从墨学问世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墨学的命运大起大落,由“天下显学”降为“衰微之学”,几乎沦为“绝学”。在整个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墨学被各家评说,墨学影响可与儒家并列。自汉武帝定儒学为官学后,直到清末,《墨子》少有人问津,研究、评论者更是寥若晨星。
    一、汉武帝以前的墨学研究
    自战国以迄秦汉,评墨、论墨的主要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司马谈,《淮南子》的作者刘安,法家的韩非,杂家《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等。
    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由于政治主张不同,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为了游说各国君主、推行自己一派的主张,彼此之间展开辩驳问难,固无可厚非。但就诸子评墨来看,有的比较公允,有的失之偏颇。孟子、荀子以阐释和捍卫儒学为己任,批判墨学“无父无君”,“欺惑愚众”,判为“禽兽”之学。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判定儒、墨同为“愚诬之学”、“杂反之学”。相比较儒、法两家而言,道家的庄子、司马谈、刘安以及杂家吕不韦,则给予墨子和墨家以较高评价。他们推崇墨子、墨家效法夏禹,出以公心,为天下苍生而节俭苦干,讲求道德人格的修养,同时指出墨家学说“反天下之心”,迂阔不合实际,“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1孟子评墨
    孟轲(约前372—前289)是孔子去世后儒家最大的学者,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明白地以积极救世的儒家领袖自居。所以当他看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时,心焦如焚,深感作为“圣人之徒”“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责无旁贷。
    那么杨、墨之道何以对孔子之道构成了莫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原来孟子是站在贵族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血缘宗法等级制,他是以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来反对墨家的“兼爱”观点。在他看来,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也正名乎”,讲“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都是讲君臣大义,天经地义,而杨朱一切只为自己,这是目无君主;墨子主张平等、无差别地爱所有的人,这是目无父母。这种无父无君之学,只能是异端邪说,禽兽之学。如果任其滋蔓,就会败坏民风,阻塞仁义的传播,最后导致人性堕落成兽性,出现人吃人的局面。所以他要“辟杨墨”,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正统。孟子辟墨,击中了墨学背离血缘宗法制的实质。他判墨学为“禽兽”之学,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儒家和封建统治者对墨学的一般看法。但是,孟子由于阶级偏见和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辟墨”的言论充满矛盾、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如他以扫灭墨家学说为己任,又不断学习甚至引用墨家的方法、观点,墨家“类”的概念就被他在论辩中大量使用,“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就是“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等思想也无不是从墨学里派生出来的。”孟子既判定杨墨之言为“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又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那么“充塞仁义”的邪说何以又能“利天下”.既然兼爱学说是“禽兽”之学,又何以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呢.由于孟子对墨学缺乏公正的客观态度,对墨家的批判多主观武断,牵强附会,其学术价值偏低。
    2庄子评墨
    庄周(公元前369—前286年)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反对文明,主张消极无为,使社会倒退到混沌未开的原始社会。现存《庄子》一书的基本倾向,“完全体现了没落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庄子对墨子、墨家学说的评价,主要见于《庄子.天下》。〈天下〉篇反映出在学术上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观。庄子认为,墨家、宋尹、彭田慎的学说反映了道术的某些方面,然而这三家还是道术的外行。只有关尹、老子、自己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宣扬“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才是唯一的古之道术。
    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庄子对墨家有所肯定。首先庄子指出,墨家不以奢侈教后世,不浪费财物,不炫耀礼法,用规矩来勉励自己,以求备于当世的急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这是值得肯定的。又指出墨家的主张和特点是:“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B19他说墨子及其弟子仿效夏禹,穿着用兽皮和粗布制成的衣服,穿木屐草鞋,日夜不停地劳作,以自苦作为行为的准则,以致“腓无纞,胫无毛,”B20具有高尚人格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他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B21认为只有墨子才可称得上天下有才能的救世之士。但是,庄子对墨家总体上是否定的。不论是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看待知与求知的态度上,还是对于真理的有无和评判标准上,道家与墨家的观点都是根本对立的。庄子完全否定墨家关于形式逻辑的探讨:“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与同异之间,而敝跬于无用之言,非夫。”
    其次,庄子还认为,墨家弟子活着时勤苦地劳作,死后丧事却非常简单,“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尽管墨子本人能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天下的人不能仿效。这种学说距王道太远,如果用来治国,这实在是乱国有余,治国不足。庄子这一批判是深刻的。他站在哲学思辩的高度指出,墨子以自苦为极的做法教人,其实与他的“兼爱”学说产生深刻矛盾:“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恐不爱己。”他指出了“兼爱”对个体人格自由的忽视这一明显弱点。
    3荀子评墨
    荀况(约前313—前238)是孔子之后仅次于孟子的大儒,是先秦时期最详尽地评墨批墨的代表人物。
    荀子之时,“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B24墨学大有压倒儒学独霸天下之势。
    作为继承了儒家衣钵的荀子,很自然地要捍卫儒学的地位,与墨家一争高低。与其他诸子相比,荀子对墨家学说的批判较为深刻,但对其评价很低,认为墨子之言“足以欺惑愚众”,与慎到、惠施等百家之说实在是不祥之论。
    荀子从维护西周以来形成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基本立场出发,主要分析、批判了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兼爱等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当时天下的灾祸是由社会的混乱造成的,而引起社会混乱的原因恰恰不是统治者的奢移浪费和不能做到“兼爱”,而是礼乐等级制度的破坏。因此,当务之急是修复和强化这种制度。
    首先,荀子认为,墨子指出“节用”、“节葬”的前提就不成立:“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B27在荀子看来,墨子担心人们的日用不足,纯属庸人自扰。天下的客观事实是,天地间的万物,本来就是丰富有余的,如五谷果蔬,足以养活天下人;丝麻及鸟兽的羽毛皮革也丰富有余,足以供天下人穿衣之用。按照儒家的主张,必须用撞大钟、敲大鼓、吹笙竽、弹琴瑟来塞住人们的耳朵;必须用雕琢刻镂、服饰华美来蒙住人们的眼睛;必须用肉食、细粮、五味来堵住人们的嘴。在此基础上,才能聚集群众,设立官职加重奖赏,进行统治,因为作为人民的君主,“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B28如果按照墨子的主张,纵然天下之人都穿粗布衣服,腰束绳索,吃野菜,喝白水,也不会使天下富足。荀子已看到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可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其“富国论”与墨子 “节用论”都是有价值的。
    其次,驳斥“非乐”。荀子认为,墨子提出“非乐”是因为他对于先王的道术,“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B29荀子说,音乐就是娱乐,这是人的情感的需要,人不能没有娱乐。人的娱乐,要通过声音实现,表现在动静之中。人的娱乐不能没有表象,而表象不遵循规律就会发生紊乱。先王正是憎恶这种紊乱才制作出雅、颂之乐来引导人民,使它的声音做到娱乐而不淫邪,使它的节文做到明晰而不堵塞,使它的曲直、繁简、刚柔、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使那些污浊之气无法与人接触。不仅如此,音乐还是先王用来文饰喜悦的;而军队、斧钺则是先王用来文饰愤怒的,先王喜悦了,天下就附和他;先王愤怒了,天下就畏惧他。音乐之所以成为先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音乐对人的内心的感化力量是非常深刻而迅速的。所以音乐中正平稳,人民就和协;音乐严肃端庄,人民就齐同不乱。人民和协齐同,国家的兵力就强大,城防就坚固,敌人就不敢来侵犯,这样姓就会安居乐业。如果音乐妖冶险恶,人民就会陷于罪恶,发生叛乱和争斗,这样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城防就要松弛,敌国就会乘机侵犯,百姓也就难以安居乐业了。“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由此,荀子认为,音乐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衰落,决不是可有可无。墨子“非乐”,是要把人民置于叛乱而接受刑罚的境地。如果愚蠢的人听信了“ 非乐”的宣传,那么他自身就已很危险了。
    其三,荀子批判墨子提出的“兼爱”说和强力从事的观点是“役夫之道”,绝不可行。他指出,现在君主一个人治理天下,每天都有空闲时间,而行政事务显得不很多,是因为命令臣民去做的缘故。从大处说拥有天下,从小处说拥有一国,如果必须事必躬亲才可以的话,那么就没有比做君主更劳苦憔悴的了。如果真是这样,即便是像臧、获这样的奴隶也不肯与天子换一下工作。所以执掌天下,统管四海,又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做呢.“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B31他批评墨子主“兼爱”、“节用”等观点是“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容辨异、县(悬)君臣”,认为墨子只看到了平等而没有看到差别,“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另外,荀子是较好研究和学习墨家逻辑的人,他承认墨子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的论说明显地继承并发展了墨家的某些逻辑思想。
    4韩非评墨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把法家思想定为一尊,对儒墨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
    首先,韩非断定儒、墨之学虽为“世之显学”,但却是“愚诬之学”。他说,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但他们对尧、舜的言论取舍不同,却都自称领会了尧、舜的真谛。孔丘死后,儒分为八派,有子张、子思、颜氏、孟轲、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翟死后,墨离为三,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他们各派分别从孔子、墨子那里各取所需,主张互相矛盾,但又自称都从孔、墨那里得到了真传。既然尧、舜已死,那么又如何来判定他们当中谁得到了尧、舜的真传呢.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韩非认为,不经过检验就对尧、舜之道加以肯定,这是愚蠢的;既然不能加以肯定却还拿来作为立论的根据,这就是欺骗。“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其次,韩非揭示了儒墨两家学说的矛盾。韩非说:“墨家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家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韩非运用归谬法评论说,如果赞成墨家的节俭,就应当反对墨家的不孝。儒、墨学说中充斥着节俭和奢移、孝与不孝的矛盾,而当世的统治者却都推崇它们,“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由韩非的评论可看出,他批评儒、墨以尧、舜之言作为立论根据,是不可验证、靠不住的,确属事实,因而是有力的。但他认为墨家同儒家一样唯古是从,是对墨家学说的歪曲;墨子尊古,常称道尧、舜,却主张社会进化、今胜于古,不是复古主义者。
    而在事实上,《韩非子》一书明显地把墨家当作重要思想来源,吸收了墨子许多观点:法家继承墨家非命强力论,并将它发展为重耕战的实际政策;墨子反对亲疏有别,认为贵贱无常,主张举贤不避“农与工肆之人”,韩非就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墨子称颂“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B40
    韩非更将其发挥为系统的法制思想。因此,法家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继承者。
    5吕不韦评墨
    《吕氏春秋》系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前235)召集门客写成,所持观点不统一,因而被视为杂家著作。
    考其全书,对儒、墨都推崇备至,尤对墨家未置一句贬辞。〈去私〉篇记载了居秦的墨家钜子腹黄享大义灭亲,行墨者之法,毅然杀掉了犯了杀人罪的独子。由此说明墨家主张大公无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爱类〉篇记载墨子为救宋难,“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其胆略和才能折服楚王,终使楚国放弃攻宋的计划,并称赞墨子“能以术御荆免宋之难者”,“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无有”。
    〈上德〉篇记载,墨家钜子孟胜率弟子为楚阳城君守城,自己决然为阳城君赴死,弟子183人也同时殉难,称赞墨家是有德有义之人,阐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的道理。〈节丧〉篇完全同意墨子节葬的观点,认为“葬也者,藏也”,“以生之人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动无发,莫如无有可利”,而世俗的做法却是“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乐宝,钟鼎壶钅监,辇马衣被戈剑”,统统埋入地下。这种做法决非为死者考虑,而只是活人之间的互相夸耀,“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当染〉篇基本上引用了《墨子.所染》全文,重申并强调墨子的观点: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对人的品行具有重要意义;人性犹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并称赞孔子、墨子,“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
    6刘安评墨
    汉初宗室、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召集他的门客著成《淮南子》一书,对墨家有所肯定。
    〈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指明了儒墨两家学说的来源不同。〈泰族训〉称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一方面概括了墨家具有侠勇和牺牲精神,同时也说明墨家的组织特点,即说明墨家首领在墨家组织内具有绝对的权威。
    〈齐俗训〉揭举儒、墨两家在服丧问题上都有不合人情的地方:儒家倡导服丧三年,这实际是强迫人做无法做到的事,用虚伪来文饰自己的感情;墨家倡导三月之丧,是断绝人的哀思,迫使人们在短时期内切断感情。但还是着重批判了儒家的厚葬“竭国糜民,虚府殚财”,“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枯骨腐肉也”。
    〈泛论训〉批判了儒、墨崇古的社会历史观,认为夏、商、周三代礼法不同,哪里谈得上“唯古是从”.圣人制定治世的法则,必须要了解这些法则产生的根源,才能做到根据不同的时代作出必要的改变;如果不知道这种法则产生的根源,一味循古而治,必定造成天下大乱。由此,刘安断定:儒、墨“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
    7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评墨
    司马谈(.—前110)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墨家与儒、名、法、道、阴阳并称为先秦六大学派,充分肯定了墨家的历史地位。他说:“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即墨家的长处在于“强本节用”,注重农业生产和节约开支,这是使家庭、国家的富足之道,但墨家的节俭却难以为大多数人所遵从,因为统治者都效法尧、舜:“‘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对墨子的记述极为简略。他说墨子“善守御、为节用”,指出了墨家的特点,但整个说来,对墨子、墨家评价较低。他在《史记》中曾为名医、商贾、优伶、刺客、占卜者立传,将孔子列入“世家”,与帝王并称,还为孔子弟子立传,而对曾与孔子齐名的墨子都没有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缀24个字,还连用几个“盖”、“或曰”等不确定的表示推测的词语,这表明司马迁对墨子的生平事迹缺乏最基本的考证,也没有读过《墨子》一书。由此可以看出,到司马迁之时,墨学已十分衰微,不为世人所注意了。
    二、汉武帝到鸦片战争前的墨学研究(前140年—公元1840年)
    墨学自秦汉衰微直到清后期的一千八百多年中,真正研究墨学者可说寥若晨星,关于《墨子》的著述也十分稀少。在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墨家学说受到了最大的冷漠、鄙视和攻击,只有极少数“离经叛道”者花费较多心血研治墨学,并给墨学比较公正的评价。对《墨子》研究最有成就者,当推晋代鲁胜,他作《墨辩注》,憾已亡佚不传。
    其次如清代毕沅,他的《墨子注》解决了《墨子》中不少疑难问题。
    从文献记载看,这时期研读、评论过《墨子》一书的封建学者、文人、官僚,不下几十人,主要有:东汉末年《孔丛子》的作者王肃;东汉的班固、王充、《太平经》作者;魏晋时期的稽康、阮籍等崇尚清谈的玄学家、西晋隐士鲁胜;南朝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唐代的乐一、魏征、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王令、程颐、朱熹、陈振孙;元人黄震、马端临;明代的宋濂、焦、陆稳、潜庵子、李贽、胡应麟、郎兆玉等人;清代前中期的傅山、毕沅、汪中等人。
    三国魏人王肃(公元195—256年)托名孔鲋(公元前264—208年)撰《孔丛子》,在〈诘墨〉篇专门反驳《墨子.非儒》对儒家的攻击。《墨子.非儒》嬉笑怒骂,其目的是讥刺荀子当时嘲讽过的俗儒,很可能是墨子的再传弟子所作,不能代表墨子的观点。但《孔丛子》的作者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非儒〉有力批驳命定论、质疑君子必古言古服等避而不谈,却对墨家进行言过其实的人身攻击。这很能说明这位经学家的墨子研究水平。
    东汉大儒王充(27—约97)是拥护墨家薄葬观点的,但同时指明墨家的丧葬观充满矛盾。他说:“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而儒家“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这种奢移做法极不可取。但墨家主“有鬼”说,又主“薄葬”说,二说矛盾,无法统一。首先,世上到底有鬼无鬼,无法验证。“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其次,假若世上人死后真正有鬼,那么“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因为“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王充指出墨家“薄葬”与“右鬼”充满无法调和的矛盾,无疑是准确的,但他断定这种矛盾就是“墨术所以不传”的原因,却是以偏概全、缺乏说服力的。
    西晋学者、隐士鲁胜精通天文历法,学识渊博,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墨经〉作注。《晋书》说鲁胜“著述为世所称”,可见其书在当时学术界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惜《墨辩注》一书“遭乱遗失”,我们仅能通过《晋书.隐逸传》中的〈墨辩注序〉(300多字),来窥见他关于墨学的见解。(1)他首创“墨辩”之名,把〈墨经〉叫作〈辩经〉,认为〈墨经〉是关于辩论或辩论术的经典。(2)他揭示了先秦诸子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共同性,揭出“孟子非墨子,其辩言证辞则与墨同”。如墨子辩论,讲类、故、法,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孟子亦然。(3)他论述了〈墨经〉中坚白、同异、无厚、两可等辩论的逻辑学、认识论、方法论意义。(4)他对墨家逻辑的实践意义有精确了解。(5)提出了“引〈说〉就〈经〉”这一〈墨经〉研究的正确方法。虽然鲁胜存有惠施、公孙龙传习阐发〈墨经〉等错误论断,但不能掩盖他在〈墨经〉研究上的杰出贡献。
    唐代大文豪韩愈(768—824)虽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但他比较同情墨家。在《读墨子》一文中,他说儒家讥评墨子的尚同、兼爱、尚贤、明鬼之说,但孔子实际上也有相似的观点,并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我们不否认孔、墨学说有相同的部分,但不能由此否定儒墨对立的基本事实。韩愈又认为儒墨之间的辩论,“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这种看法也不符合实际。就墨学已十分衰微的唐代来说,韩愈企图调和儒、墨两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抬高了墨家的学术地位,其积极意义应当肯定。
    宋代评论《墨子》一书者甚多,然除欧阳修(1007—1072)对墨家强本节用之说有所肯定外,大多是出于“卫道”立场,对墨学加以贬低、痛斥。北宋王令(1032—1059)认为“墨翟固有罪”,说佛老与墨学都是“天下之大害者。”B50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认为:“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B51程颐(1033—1107)以缓和的口气谈论韩愈的《读墨子》,实际上是为孟子辟墨辩解。北宋名相、大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写有《杨墨辩》一文,认为“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适足以为天下害也”,贬低墨子、抬高杨子的意思十分明显。
    元代学者黄震对儒墨两家的学说进行了研究和对比,列举事实,指出儒墨两家的差异。他一反韩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意,而断定“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用孔子。”
    明初政治家宋濂(1310—1381)对墨子的肯定多于欧阳修。他说:“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墨子甚俭者乎,菲饮食,恶衣服,谓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
    明代对墨子评价最高的是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1527—1602)。他在《墨子批选》中极力推崇
    墨家的救世主张,认为“规矩是匠人的方圆,天志是为民的规矩”,“兼爱毕竟割舍不得。”他反驳孟子说:“我爱人之父,然后人皆爱我之父,何说无父.若谓使人皆爱我父者乃是无父,则必使人贼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异禽兽夷狄人也.”他进而指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这些见解非常大胆,已包含着作者反对宗法等级制的思想。
    傅山(1607—1684)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明亡后隐居不仕,不满于儒家“辟异端”的正统思想,开清代研究子学之风,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墨子.大取》的人。
    〈墨经〉素称难读,〈大取〉尤甚。其内容以逻辑学、伦理学为主,而伦理学的意义又用自觉的逻辑形式表达,“奥义奇文”,加之篇幅较长,篇简错乱,传抄失误,故从秦汉后就无人研究。晋鲁胜也只涉及狭义〈墨经〉,未及〈大取〉。傅山注释〈大取〉有许多可取之处,如把“以形貌命者”解为“实指之词”,相当于今天的“实体”概念;对“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解释为“因有异也,而欲同之。其为同之也,又不能混同”。该注接触到〈大取〉所包含的同异相互渗透的辩证的观念,又跟佛经思想相比较,可以说见解独到。
    乾隆时,毕沅(1730—1797)作《墨子注》(1883年撰),是第一部校注《墨子》全书的力作。此作吸收了同时人卢文弓召、孙星衍、翁方纲的成果,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伪谬,匡其脱失,于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韵训诂,使许多疑问豁然得解。毕注虽仍有疏误,但功不可没,在当时以及后世,影响都很大。
    乾隆时汪中(1745—1794)是清代继傅山之后第二个深入研究墨学的人。他曾为明代陆稳序刻的《墨子》作校注,又收集古籍中有关墨子的材料,编成《墨子表微》,但其《墨子校注》和《墨子表微》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仅有载于《述学》一书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汪中在《墨子序》和《墨子后序》中,大胆地提出和封建传统观点不同的见解。指出孟子攻击墨子“无父”纯系虚枉之词,盛赞《墨子》“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以墨非儒,敢于打破儒家的正统地位,他的大胆之论可以看作是近代墨学复兴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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