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兼爱(上)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

  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象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看待别人就象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所以盗贼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象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象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兼爱(中)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参见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勾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象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一样。”墨子说道:“这比方不对。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没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拦入孟诸泽,分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南边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迹,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阳象月亮一样,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文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于是陈述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现在(伐纣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即使是至亲,也不如仁人。万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当。”这是说周武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其贫穷;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那就应当全都相爱、交互得利。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兼爱(下)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现在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道理而努力实行它。做人君的必须仁惠,做人臣的必须忠诚,做人父的必须慈爱,做人子的必须孝敬,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忠诚之臣、慈爱之父、孝敬之子、友爱之兄、敬顺之弟,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这是圣王的大道,万民最大的利益。 


非攻(上)
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牲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偷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比盗窃别人鸡犬、牲猪的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非攻(中)
  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的,如果确实希望毁誉精审,赏罚恰当,刑罚施政没有过失,……”所以墨子说:“古时有这样的话:”如果谋虑不到,就根据过去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推知隐微。‘像这样谋虑,则所谋必得。“

  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军的了。一到春天,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在秋天,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现在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就多得数不胜数。我们现在试着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数不胜数;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

  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象这样多,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他们)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干这种事。”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现在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虚邑数以千计,不胜其驻入;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不胜其开辟。既然如此,那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现在尽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以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国的要务呀!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象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齐、越)两个大国之间,不敬事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乃是由于攻战。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它们被吴、越两国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即使北方的柤国、不屠何国,它们被燕、代、胡、貉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
 
    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战,谁敢不投降归附呢?”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径,在柏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会稽,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迁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这灭亡。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古时有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诗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道:“古时有话说:”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而是以人作镜子。在水中照镜,只能看出面容;用人作镜,则可以知吉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借鉴呢?这种事的不吉而凶,已经可以知道了。”
 
 
非攻(下)墨子说道: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该是怎样一种说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会说:“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们才赞誉他。”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是圣王的法则。但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有许多在尽力于攻战兼并,那就只是仅有誉义的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这就象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所以古时的智者为天下谋划,必先考虑此事是否合乎义,然后去做它。行为依义而动,则号令不疑而速通于天下。确乎得到了自己的愿望而又顺乎上天、鬼神、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智者之道。所以古时享有天下的仁人,必然反对大国攻伐的说法,使天下的人和睦一致,总领四海之内,于是率领天下百姓务农,以臣礼事奉上鬼、山川、鬼神。利人之处多,功劳又大,所以上天赏赐他们,鬼神富裕他们,人们赞誉他们,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与天地并列,至今不废。这就是智者之道,先王所获得天下的缘故。

  现在的王公大人、天下的诸侯则不是这样。他们必定要指使他们的谋臣战将,都排列其兵船战车的队伍,在这个时候准备用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去攻打无罪的国家,侵入那些国家的边境,割掉其庄稼,斩伐其树木,摧毁其城郭,填塞其沟池,夺杀其牲畜,烧毁其祖庙,屠杀其人民,灭杀其老弱,搬走其宝器,终至进而支持战斗,(对士卒)说:“死于君命的为上,多杀敌人的次之,身体受伤的为下。至于落伍败退的呢?罪乃杀无赦!”用这些话使他的士卒畏惧。兼并他国覆灭敌军;残杀虐待民众,以破坏圣人的功业。还将认为这是利于上天吗?取用上天的人民,去攻占上天的城邑,这乃是刺杀上天的人民,毁坏神的神位,倾覆宗庙社稷,夺杀其牲口,那么这就对上下符合上天的利益了。还将认为这样利于鬼神吗?屠杀了这些人民,就灭掉了鬼神的祭主,废灭了先王(的祭祀),残害虐待万民,使百姓分散,那么这就于中不符合鬼神的利益了。还将认为这样利于人民吗?认为杀他们的人民是利人,这就也微薄了。又计算那些费用,原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本,所竭尽天下百姓的财用,就不可胜数了,那么,这就对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

  现在率领军队的人相互认为不利的事情,即是:“将领不勇敢,兵士不奋厉,武器不锐利,训练不习战,军队不多,士卒不和,受到威胁而不能抵御,遏止敌人而不能久长,争斗而不能迅疾,转拢来又不强大,树立的决心不坚定,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那么敌对之心就会产生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减弱了。”假若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而竭力从事战争,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百姓也就要改业了。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假使国中出兵发动战争,君子身分的人(数以百计),普通人士数以千计,负担劳役的人数十万,然后才足以成军而出动。(战争时间)久的数年,快的数月,这使在上位的人无暇听政,官员无暇治理他的官府之事,农夫无暇耕种,妇女无暇纺织,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而百姓则要改业了。然而如那种兵车战马的损失,帐幕帷盖,三军的用度,兵甲的设备,如果能够收回五分之一,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然而又如那种士卒在道路上散亡,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不继,饮食不时,厮役们因之辗转死于沟壑中的,又多得不可胜数。像这样不利于人、为害天下之处就够严重了。但王公大人却乐于实行,那么这实即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难道不是荒唐吗?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为齐、晋、楚、越,如果让这四国得意于天下,那么,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也不能全部耕种土地。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现在又因争夺土地的缘故而互相残杀,既然这样,那么这就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

  现在一般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用以非难墨子说:“(你)认为攻战为不义,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这些人都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他们的讨伐不叫作‘攻’,而叫作‘诛’。从前三苗大乱,上天下命诛杀他。太阳为妖在晚上出来,下了三天血雨,龙在祖庙出现,狗在市上哭叫,夏天水结冰,土地开裂而下及泉水,五谷不能成熟,百姓于是大为震惊。古帝高阳于是在玄宫向禹授命,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去征讨有苗。这时雷电大震,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恭谨地侍立,用箭射死有苗的将领,苗军大乱,后来就衰微了。大禹既已战胜三苗,于是就划分山川,区分了事物的上下,节制四方,神民和顺,天下安定。这就是大禹征讨有苗。等到夏王桀的时候,上天降下严命,日月失时,寒暑无节,五谷枯死,国都有鬼叫,鹤鸣十余个晚上。天就在镳宫命令汤:”去接替夏朝的天命,夏德大乱,我已在天上把他的命运终断,你前去诛灭他,一定使你戡定他。‘汤于是敢奉命率领他的部队,向夏边境进军。天帝派神暗中毁掉夏的城池。少顷,有神来通告说:“夏德大乱,去攻打他,我一定让你彻底戡定他。我既已受命于上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汤接受夏的民众而战胜了夏,在薄地会合诸侯,表明天命,并向四面八方通告,而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归附的。这就是汤诛灭夏。等到商王纣,上天不愿享用其德,祭祀失时。夜中出了十个太阳,在薄地下了泥土雨,九鼎迁移位置,女妖夜晚出现,有鬼晚上叹喟,有女子变为男人,天下了一场肉雨,国都大道上生了荆棘,而纣王更加放纵自己了。有只赤鸟口中衔圭,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圭上写道:”上天授命周文王,讨伐殷邦。‘贤臣泰颠来投奔帮助,黄河中浮出图箓地下冒出乘黄神马。周武王即位,梦见三位神人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湎在酒乐之中,(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彻底戡定他。’武王于是去进攻纣这个疯子,灭商兴周。上天赐给武王黄鸟之旗。武王既已战胜殷商,承受上天的赏赐,命令诸侯分祭诸神,并祭祀纣的祖先,政教通达四方,而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这即是武王诛纣。如果从这三位圣王来看,则(他们)并非‘攻’,而叫作‘诛’。”但是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饰其说,用来非难墨子道:“您以攻战为不义,它难道不是很有利吗?从前楚世子熊丽,最初封于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在越地建国;唐叔和吕尚分别建邦于晋国、齐国。(他们)这时的地方都不过方圆数百里,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这些国家)四分天下而占有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从前天下最初分封的诸侯,万有余国;现在因为并国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惟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这譬如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而其中仅四个人治好了,那么就不能说是良医了。”

  但是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说道:“我并不是以为金玉、子女、土地不够(而攻战),我要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行收服诸侯。”墨子说:“现在如果真有以义在天下立名,以德收服诸侯的,那么天下的归附就可以立等了。”天下处于攻伐时代已很久了,就像把童子当作马骑一样。今天如果有能先以信义相交而利于天下诸侯的,对大国的不义,就一道考虑对付它;对大国攻打小国,就一道前去解救;小国的城郭不完整,必定使他修理好;布匹粮食乏绝,就输送给他;货币不足,就供给他。以此与大量较量,小国之君就会高兴。别人劳顿而我安逸,则我的兵力就会加强。宽厚而恩惠,以从容取代急迫,民心必定归附。改变攻伐政策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功效必定加倍。计算我们兴师的费用,以安抚诸侯的疲敝,那么一定能获得厚利了。以公正督察别人,以义为名,务必宽待我们的民众,取信于我们的军队,以此援助诸侯的军队,那么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这样做对天下产生的好处也就数不清了。这是天下之利,但王公大人不懂得去应用,则这可以说是不懂得有利于天下的最大要务了。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内心确实想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那么,假若频繁地进行攻伐,这实际就是天下巨大的祸害。现在若想行仁义,求做上等的士人,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而对于象‘非攻’这样的主张,将不可不审察的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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