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卷九 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非命(上)
墨子说过:“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法律政事有条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过:“主张‘有命’的人,杂处于民间太多了。”主张“有命”的人说:“命里富裕则富裕,命里贫困则贫困,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命里混乱则混乱;命里长寿则长寿,命里短命则短命,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有什么用呢?”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所以主张“有命”的人是不仁义的。所以对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

  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就是那些确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伤心的。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是毁灭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是为什么呢?答道: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怎么知道的呢?墨子说:“古时侯汤封于亳地,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听说过文王的人,都赶快投奔他。疲惫无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说:”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我们也得到好处,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前文所说:“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我因此认识到这点。”

  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举止有节度,出入有规矩,能区别地对待男女。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则没有盗窃,守城则没有叛乱。君有难则可以殉职,君逃亡则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百姓所称誉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举止没有节度,出入没有规矩,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帝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
 
非命 (中)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

  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

  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

  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

  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非命(下)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

  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作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从前桀主张“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帝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必懒于纺纱、绩麻、织布。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懒于纺纱、绩麻、织布,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从;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百姓没有得到利益,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为天下除害,面对‘有命’论者的话,不可不努力批驳它。说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穷人所传播,不是仁人的话。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非儒
儒家中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也有差别。”这是说亲疏、尊卑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仪礼》说:服丧,为父母要服三年,为妻子和长子要服三年;为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服一年;为外姓亲戚服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则亲的多而疏的少,那么,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是把妻子、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上屋、窥井、掏鼠穴、探看涤器,而为死人招魂。认为还在,愚蠢极了。如果不在,一定要求,太虚假了。娶妻要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象承奉父亲一样。婚礼中的仪式,就象恭敬地祭祀一样。上下颠倒,悖逆父母,与妻子同位。妻子地位抬高了,如此侍奉父母,能叫作孝吗?儒家的人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们服丧,而为妻、子服三年丧,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亲人。”这是想厚待所偏爱的人,轻视重要的人,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又顽固地坚持“有命”以辩说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所作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话,则对份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话,则对劳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一慢就要贫困。既贫困又混乱,是违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当作教导,是残害天下的人啊。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象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

  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不(对他们)射箭,敌车走人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帮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社会。不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说:”君子象钟一样,敲了就响,不敲就不响。“回答说:”仁人事上尽忠,事亲尽孝,有善就称美,有过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现在若敲他才响,不敲不响,隐藏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对君亲有大利,不问也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兴,就象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发动一样,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亲都在,不问不说,这实际是大乱之贼。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作儿子就不孝,事兄就不恭顺,待人就不贞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君上如果说了于己无利的事,就高拱两手,往下低头看,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说:“我未曾学过。’用他虽很急,而他已弃君远走了。”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义,都是大则以治人,小则以任官,远的博施,近的修身。不义的就不居,无理的就不行。务兴天下之利,各种举动,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从我所听说的孔某的行为,从根本上与此相反。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您)为何与陈蔡时的(表现)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