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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是战国文字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从1975年起他先后主持和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以及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都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近年由他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论著目录:

  《殷虚文字缀合》(与郭若愚、曾毅公合作),科学出版社,1955年。

  《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

  《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1984年。

  《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文物出版社,1985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文物出版社,1990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86、1992年。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1986 年。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修订本《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

  《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1994年。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与艾兰合作),文物出版社,1995年。

  《中国青铜器概说》,外文出版社,1995年。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与彭裕商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99年。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拥篲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

  《甲骨百年话沧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文物出版社,2001年。

  《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古史寻证》(与郭志坤合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清路集》,团结出版社,2004年。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青铜器与古代史》,(台湾)联经,2005年。

  《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另有学术论文500余篇。

  附录:

  《李学勤文集》自序:

  1952年,我离开读书的清华大学,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就是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荏苒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

  我这些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的历史文化。在大学和考古所的几年,努力学习的是甲骨文和战国文字。来历史所后,由于作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生的助手,长一段时间在他指导下做思想史的研究,但先秦还是重点。“文革”后,我转到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又到先秦史研究室,便完全回到先秦一段。

  先秦历史文研究特点,是必须涉及多种学科。在狭义的历史学以外,还得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方面,为了进行较研究,甚至需要外国古代的知识。我曾经建议,用“中国古代研究”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称呼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历年写的小文也显得相当驳杂,大家很容易在这本集子里看到这一点。

  前些年,我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约,曾经编过一本自选集,1999年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为题出版。那本书共选辑了70篇,现在这本集子也收入70篇,与安徽教育的那本没有重复,都是从我以往的书和集子以及报刊上另选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以这两本自选集合看。

  这本新的集子,在选目上尽力包括我历年着力过的各种学术方向和问题。其编排的次序.首先是带有通论性的作品,然后按时代先后,史前与传说时期和夏代在前面,殷商、西周、东周至秦在后面,随之是关于典籍文献和关于简牍帛书的部分。和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一样,没有收我早年写的现在看来错误已多的文章,论古文字因而难于排印的论作也基本不选。

  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是踯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说,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今天这个领域有关的各学科或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信息量迅速增长,要想在一个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这样“横通”的经历自然不足为训。谈到我曾涉足的一些学科,想乘这一机会,对其在新世纪的发展说几点个人的想法,向读者请教。

  甲骨文的研究早已扩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学,即甲学。一般把甲骨学的诞生到发展的历程分为三阶段: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鉴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算起,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以前,是第一阶段,殷墟甲骨大量私掘和流传,学者通过甲骨文的研究,认识了甲骨对殷商研究的重要:卷义,推定了殷墟的性质和时代。殷墟发掘开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二段,考古的重大收获给甲骨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各方面研究扩大了甲骨学的影响。建国之后,是第三阶段,甲骨获得更大进展,特别是《甲骨文合集》等书的完成出版,将材料系统集中,分期研究更是成果频出,这为今后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释字仍然是殷墟甲骨研究的一项基本课题,还有相当一批很关键的字没有得到辨识,或者没有充分解说。我想,应该进行有计划的考释工作,优先解决那些对理解整个内容有较大意义的字。甲骨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限于殷墟甲骨了。其实早在1953年,郑州二里岗就出过字骨,有一片上面是卜辞;2003,济南大辛庄也发现和殷墟非常接近的卜甲,文字较多。这些仍是商代的,1954年,洪洞坊堆出土了字骨,1956年被鉴定为西周的。此后,各地发现的西周甲骨颇多,近岐山周公庙出土的几批,更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看来,西周甲骨的研究正渐成为甲骨学的一个分支。

  甲骨学当然不是只研究卜辞文字,而且卜辞的文例等问题要依靠对甲骨形制、卜法等等的认识。以后的学者要突破看拓本、读文字的限制,对甲骨本身做更多的考察。

  同样的,金文的研究应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青铜器研究早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要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综合研.或者还可以把艺术的分析赏鉴也列为一种角度。

  与甲骨一样,青铜器是考古遗物.因而需要而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整理。分期和分域,是这种整理的中心要求,也只有做好分期、分域,才有利于使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的历史材料。

  过去许多学者对青铜器分期有重要贡献,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但多数是由金文的释读和系联出发的,因为各家对方面的见解容易分歧,分期的结果便大有差异。最近我有一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以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西周的金文最为丰富典重,与《诗》、《书》等文献又有密切联系,影响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最为重大。2000年通过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的西周金文历谱,在以往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当然也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讨论和修正。近期有几件很重要的与历谱相关的器物出现,在这样的趋势下,解决久成悬疑的“月相”问题,进一步确定金文历谱,可能为期不远。

  1926年秋天,王国维先生作《桐乡徐氏印谱序》,指出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不能以六书求之者,实际是那时当地的通用文字,与《说文》和正始石经的古文相同,这一真知灼见,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肇端。五十年代以来,包括六国文字同秦文字在内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步开展,到七十年代后竟成为古文字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中国的古文字,从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脉相承,进入春秋,随着国家的走向分裂,出现了西土(秦)与东土的差异,后者到战国时又区别为三晋、燕、齐、楚等系.造成《说文叙》讲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及至秦兼并六国,在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世的文字,真草隶篆,皆出于秦文字,六国文字于是废绝。过去学者论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战国一段,只是在战国文字研究作为学科分支成熟之后,空白才得以填补。

  战国文字研究兴起不久,从事的学者不多,虽然有较多可喜的成果,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还是不少。不难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学人对此投入精力,将已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归纳出更多规律性的认识。

  在六国文字的几系里,蓬文字的研究成果最多,这是因为楚文字出土材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楚帛书、楚简,不但字多,且有上下文可寻,有些更能与传世文献对照,因而备受学者重视,现在已成为六国文字研究的前沿。另外,秦文字材料的发现也日渐繁多,尤其是最近西安相家巷秦封泥、龙山里约秦简的出土,数量之大出人意料,使大家对秦文字(战国时秦国和秦代的文字)的眼界一新,有关研究的扩也是可以预期的。

  这里已经说到了简帛。简帛学同样是近年勃兴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分划出研究简牍文书和研究简帛书籍这样两个分支。前可溯源到二十世纪初西陲简牍的发现,关系材料以汉晋更多,从而和先秦的工作联系较少;后者则多属战国到汉初,最引人注目的是荆门郭店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再有长沙马堆发现的汉墓帛书等等,吸引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诸多方面的学者,正在形成研索讨论的热潮。

  简帛书籍使我们目见古代著作的本来面目,其中不少佚书是连司马迁、刘向、刘歆也没有看到。一系列的发现,促使学者对长期以来对古书的看产生改变,不少久被怀疑否定的“伪书”得以昭雪,也有一些确凿的“伪书”进一步定论。还有不少重要典籍,其时代由此明确,重为学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渐认识到,历史上若干方面,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已经有了重写的机会。

  应该说,目前我们对这大量空前的发现尚来不及仔细估量、充分消化。太急于导出术思想史高度的结论,恐怕还失之过早。有必要避免一种新材料出现,就随以“一阵风”式研究的倾向还有不少已出土的简没有整理,没有发表,同时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新的材料出土,深入踏实的工作是当前最需要的。

  以上讲的意见,限于我识力的狭陋,都不够成熟,确实是“只供参考”。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个人学习的,虽然主要是这些“”的学科,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够了。想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真,除了“实”的研究,还必须有“虚”的指引,这便是理论。回顾上个世纪,先秦一段历史研究之昕以变革发展,最重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才使研究具有现代的特色。相信在世纪中,理论的不断创新将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进作用。

  请允许我把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序言的最末一句话再写在这里:“重读这70篇小文,瑕疵满目,为之汗下。读者如尚以为可教,何幸如之!”

  李学勤

  于北京清华园荷清苑

  200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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