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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上)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

  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象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看待别人就象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所以盗贼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象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象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兼爱(中)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参见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勾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象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一样。”墨子说道:“这比方不对。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没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拦入孟诸泽,分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南边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迹,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阳象月亮一样,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文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于是陈述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现在(伐纣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即使是至亲,也不如仁人。万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当。”这是说周武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其贫穷;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那就应当全都相爱、交互得利。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兼爱(下)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现在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道理而努力实行它。做人君的必须仁惠,做人臣的必须忠诚,做人父的必须慈爱,做人子的必须孝敬,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忠诚之臣、慈爱之父、孝敬之子、友爱之兄、敬顺之弟,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这是圣王的大道,万民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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