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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士

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 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 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修身

  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的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所染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法仪

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作了将相,他也必须有法度。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侍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七患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


 

辞过

墨子说:“上古的人民不知道作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所以,(圣王)自身节俭,(以身作则地)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当这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不坏,士民不劳,足以证伐不顺之臣,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拿珠玉作成佩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以供人作粮食。作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省。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

  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者,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佚的。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者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雨调节,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


 

 

三辩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经说过:”圣王不作音乐。‘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士大夫工作太累了,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弓拉开后不再放松,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

  墨子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所谓礼乐不过如此。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各为《護》,又修《九招》之乐。周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没有了大的后患,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逾繁杂的国王,他的治绩就逾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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